敬拜铭记

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大批知识青年集体沦丧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大权一统?

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精卫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成立当天,因为国旗,日军内部也爆发了不满情绪。他们到处攻击中国国旗,殴打悬旗居户。在南京鼓楼和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不难理解,日军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国政府。然而如今满街都是中国国旗,日军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国人更是不甘在国旗上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贯一本正经以爱国元首自居,这样的话无疑是对他人格绝大的侮辱。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日汪密约”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主笔 黄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年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人,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进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万2千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万5千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 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职务,也就不自觉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判断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该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好多人就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万5千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再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 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倒不一定。他判断,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以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本刊记者 刘永峰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附:“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与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是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措施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力,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运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力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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